社会改革- 社会变革与社会心态的动力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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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社会变革与社会心态的动力关系分析

中国社会的改革首先源于社会主体的心理变化，即社会认知的更新。经过十年文革的退行性灾变，中国高层精英冲破国家动乱和精神禁锢，为中国社会开启了一条建设性的改革出路。

基于“文化大革命”带给社会主体切身的负面体验，促使改革开放的发展指向，迅速为社会公众所乐于接触。但这种源于社会主体的心理变化同时又受制于社会主体的心理僵化，况且长期以来，社会主体形成的固化分裂的思维模式和生存方式都需要经过科学的社会实践历程才能完成本质的转变。不过，人类与生俱在的生命意识对人性解放的需求尚存且不息，尤因文革对人性的暴力剥夺而积十年之渴望蓄势待发，社会主体期盼停止异常冲突，希望恢复正常秩序，尤其是在文革中触发自觉的集体反思和探索已为改革的到来铺下“中国向何处去”的前期社会心理的认知准备，同时社会各阶层那些具自我发展意向的敏感个体也已作着行为准备，如知识分子中想出国者在暗中学外语和专业；农村的能人摸索着农副产品的自销渠道。

但在改革（1978—1988年）之初，社会改革主要基于对传统社会运行模式的批判，而未来得及做好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理念与试行准备，又因中国的本土特征还须对成熟的外来社会发展模式有一个历史性的磨合择取，有效内化的发展时段，所以在社会主体恢复正常秩序的意愿中，刻守着“走回头路”的价值取向，但中国改革的意向是以优化社会主体的生存品质为主导的，以与传统模式决裂为动力的变化，这就给所有认知不足、走向茫然的人们发出又一次分离式的心理冲击，此阶段社会中多数人一方面回到文革前的生存状态，以极大的热情补偿式地投入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一方面又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这就是中央不断发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原创信息，在一次次中共中央全会中为改革设计出系列国策，又以高度集权的强势执行力迅猛地改变着社会主体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并由此使各社会群体产生了需求、认知、情感、意志和行动心理全程的社会性分化，并继而演绎为社会阶层在知识、资金、地位等社会身份和社会资源的全面重组。

首先是经济体制由计划转向市场，这给了那些有强烈自主意向，有自我与社会双重责任能力的优势个体打开了通向未知又充溢着风险与挑战的发展时空，这样的个体集中于经济、学界主张市场的先知者，离开公职、国企的下海者、集有限资源带着梦的出国者、无政策支持主动分田包产到户的务农者、自谋职业的个体经营者，将自主研发的科技专利投入生产流程的发明者、乡镇企业的开创者……那时中国各领域的市场还是一块待分的巨大蛋糕，谁先动手，谁先获益，而且市场规则还处于经济决策和管理者的质疑与学习中，未能得到足够的理解和运作空间，即中国的经济头脑正在与中国的市场实践相互碰撞、相互确认，而身历其中的先驱则因这种无参照的陌生尝试而步履艰难，如联想、海尔这些今天仍傲立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实体的领跑者在初创时，都曾面临缺资金、零市场、无经验、低效益的困境，这些勇闯市场的先行者顶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以坚持和学习体验着自主生存与自我实现的生涯历程和人生价值，以实践探求崭新的社会形态，不惜代价赢得了创业之初自身人性与智慧的高速成长，成为改革第一个十年学习创业、行动为本的发展经典。

但是改革中率先启动的经济震荡给更多习惯依存于稳定熟悉的生存环境的人带来的却是安全感的缺失。与传统秩序和生存方式逐步分离的社会发展趋势令这些未打算自主命运、自谋生机的人们出现不断泛化的分离焦虑与习得退行。这种情绪与行为投射为对改革的不满和阻抗，这集中于政府与国企中固守政企一体管理模式的高层主管；因国企改制坐等国家救济的失业者；机关事业单位靠“皇粮”度日，心怀侥幸、不思进取的旁观者……，其中握有决策权或执行权的人因自身社会认知的滞后、刻板和生命意向的分裂、苍白而有意、无意地构成了歪曲改革宗旨和损耗改革效益的社会势力。

在80年代初，因以深圳为国家级试点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崛起，带动了东南沿海省市城乡大、中、小企业和商贸的迅猛发展，放开海岸城市也渐至成为经济新一轮发展的基点和主题。1984年，中央决定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等14个港口城市，放宽对外经济合作权限。不久，区域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辽东、胶东半岛，1988年，建立海南省经济特区。90年代，国家设保税区15个，开放港口城市6个，陆地边境城市13个以促开放。一时间以经济资源占有为标度形成了一个新兴的暴富阶层，虽然此阶层的达标资金绝对值仅为万元，但此阶层作为一种自我实现的标识，已进入社会发展极具诱惑的价值取向之一。从这种发展模式里，社会主体接受了更完整的人生价值内涵，“人不但要有精神，更要有物质”，同时也从中体悟到人的生存权是以发展权为基础的，而发展权在社会改革时期是允许个体化的，并且是正在平民化的。这一示范效应无疑给社会主体注入了一种自主发展的信念和动力，当然这是从社会认知转变开始的，即追求生活富裕、工作更新是一种更具生命力的真实活法，这种因改革惠及先期改革者的社会效应激活了社会的集体自我觉察，而置身改革的个体行为从东至西，从南向北渐次铺开，形成了改革以来“自主规划生涯，致富从我起步”的社会规模的热潮。

当更多的自主发展者涌入市场时，竞争开始了。这时出现了两种发展动力的特征，一是自由竞争，竞争主体以大、中、小私企和个体经营者为主；一是垄断竞争，竞争主体以国企为主，而这两种竞争，前者要靠自身综合实力并须借势公共权力，而后者则主要靠公共权力维系一支独大的市场份额。这就引出了竞争的公平论争，但此现象至今都是一个未解难题。而由不公平竞争触发的市场经济问题和危机此起彼伏，“市场经济向何处去”成为改革是否能继续发展的关键。其中更深刻的危机是改革的权力和利益应如何分配才能回应改革的初衷——人民共同富裕。此阶段的集体反思在80年代中后期，酿成了一次真正意义的文化革命——西学的飚起，这个时期思想的兴奋、丰富和对人性的敏感有如五四的文化振兴。

如果说经济改革促动着社会主体的生命欲望和生存行动，那么文化改革正触及着社会主体的灵魂需求和人性变迁。

从70年代末具有创伤修复功能的伤痕文学，到80年代初对西方哲学、文化、艺术、文学、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几乎所有领域知识的热烈汲取，以一代知青返城求学的社会潮流为载体，在高校、学术界、出版业席卷而起，一发而不可收。这也是文革对人之生命、对精神世界十年高压的一次不可遏制的反弹，是一次人性复活的社会大爆发，西学如春雨普润中国久旱的文化荒漠，巨石激起千层浪。

这时，知识阶层的老、中、青群体都处于持续的高度亢奋态，在学习，研究和应用中，知识分子的地位随西学渗入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发展观的核心之势而一举跃入最受尊重的社会阶层。而此阶段，知识分子内心重又燃起为知识而骄傲的自豪，知识阶层传统的社会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驱策着知识分子们将当时的西方学识与中国的社会改革实践紧密结合，认真、严肃地思考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教育的发展……“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哪里”成为当时知识阶层一触即发的集体热议的重大话题。这种社会知识精英对社会变迁的高度关注形成一种引导全社会精神走势的强劲动力，直指社会改革的关键领域——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当时政治体制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的慎重变势，上述经济改革的权力和利益问题因公平诉求投射于政治体制的固疾。经济、人性、思想的快速发展和充分活跃，已经与政治的沉重反思，缓慢启动形成强烈对照，这使得发展的动力结构严重失衡，而如此势态会让社会主体的发展能量在冲突与压抑中以巨大、惨重的代价释放出来，造成改革动力的重大挫伤和社会情绪的极大波动。

由此，中央下令不许辩论，重在实践，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再度重申。

这个十年，让中国社会主体感知了何为自主、何为人性、何为个体、何为创业、何为竞争、何为富裕、何为精英、何为知识、何为生命能量、何为生存危机、何为改革开放。

当社会改革已然启动，并走向社会体制变革的深处时，社会心理的主要功能即由社会改革的起始动力转为社会改革的监测与导控动力，同时与第一个十年一样，既是社会改革的成因，也是社会改革的结果。

1989年——1999年，中国社会改革从初期的学习创业，转入学习发展阶段，从行为摸索转为效益先导的改革，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兑现后，进入高速发展期。

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放赋予了企业自主行为的真实价值，同时1992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扩大开放、更多更好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在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下，规模化的企业开始跨行业发展，与此同时，中、小企业遍地开花，蓬勃兴起，尤其是第三产业迅速分割市场，行业内竞争日趋激化，但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仍滞于困境。

而此阶段从艰难创业转入快速发展的企业管理者，开始敏锐地意识到虽然辩论不再，但学习却成为当务之急，此阶段关于企业的规划、企业管理培训、企业科技研发、企业文化建设、人力资源、风险管理、法律咨询成为企业发展走向理性、科学的一种自觉。这时，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理论与企业经验也慎持更沉静、重实践、重国情的学习与传播态度，知识阶层中青年留学生群体看到国内发展机遇期的到来，陆续选择回国发展，其中经济学人成为这一学习热潮的主导者，而在优化管理中，尤其是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因不存在国企用人的局限而不苟一格地重用了既有西方经济学训练背景，又有西方经济管理实践经验的青年管理精英，将企业发展简约地一步纳入始于企业内部改革的高起点。

这一程竞争激化、学习紧张、调整频繁、效益为本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偏差，即对生存环境的污染和对资源的枯竭式开发利用，使许多企业管理者陷入两难的抉择冲突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对改革以来发展理念的又一次突破性推进，社会与自然本应同被视为生态，要给后来者留下绿色的生存环境和持续的发展时空，企业管理者的思维须从单一的经济取向拓展为立体的经济、社会、自然、人类的整合取向，除了赢取企业利润，还要担起社会责任。但是这一转变要从牺牲部分近期经济利益为代价，这对企业管理者的价值观和发展观是一次本质的考量与挑战。那些真正心存人文情怀的企业管理者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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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问题的严重，随即痛下决心，不惜成本，改造污染工序，研发节能技术，同时将此发展理念作为企业宗旨，渗入全体员工的知行和企业生产管理规制。

但还有相当多受惠于改革，却只为利益所动的企业管理者，最终还是选择欺诈手段继续着污染，浪费的生产方式，这种问题多发于监管不利的乡镇企业和化工行业。其实这些拒绝责任和道义的企业瞒天过海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因为明知故犯一旦被主管监督部门查明，将有遭重罚或被关闭的风险。侥幸心理常会令人丧失基本的判断力，同类现象在改革取得重要成果的阶段，几乎散见于各领域，其中民愤最大、危害最深的就是公务腐败，这几乎成为改革以来与发展并存的失控恶疾，公共权力是改革决策与执行的核心通道，但其中却隐匿着种种以权谋私的寻租交易，而且随着防治职务犯罪的力度不断加重反而愈益亢奋，不但在腐败方式、内容、范围和技能上日见翻新，而且在腐败的胆量与意向上“水涨船高”，有堕入法网的贪官坦言，“这些钱对我来说就是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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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花不着、用不着，可是我就是刹不住车，欲望太强烈了”。当其已知被中纪委调查，却还在作攻守同盟的幻想。当然，政治体制的现存弊端在此难逃干系，但从公务腐败的心理分析，可以透见，心理的恶性动能一旦被放纵，既会以难以遏制与估量之势，乘利益之趋策，泛滥成灾。制约不利的公共权力在改革的关键期就如一把双刃剑，将开放的人性一端送入云宵，一端抛下地狱。政治体制改革的缺席，将其中的负性动力导入社会，引发了公信力的不断下跌和相应的不良社会风气的弥散。

随着改革成果的积累，财富的社会分配形态渐至两极分化，而富裕阶层从早期的万元个体商户也拓展为建材能源、房地产商、汽车制造、家电、IT、影视、娱乐、旅游、收藏、服装加工、宾馆餐饮、物流、通讯、股市基金等各种新兴行业的创业群体，这些新兴行业的发展，不仅在数量与质量上提升了富裕阶层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身份，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开创了庞大的就业机会，激发了各行专业技术的学习需求，同时也强烈地刺激着城乡的消费市场，丰富着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提高着社会主体的生活动机和质量，整合着城乡的生产人力资源，尤其是建筑、服务行业逐渐吸纳着农村的弹性劳力进城务工，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多方切实拉近了城乡沟通的距离。但是在这一城乡社会不同阶层合作的历程中，也共生着城乡社会认同、需求、情感，行事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冲突。这种主动与被动兼具的城乡人互为移民的关系，其发展趋向在中国社会阶层关系的创建中是史无前例的。这一开创性的变化无论从文化探索、社会心理还是经济发展的维度都将对中国的改革产生历史性的结构变迁，其对未来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蕴含着巨大的标识性潜质。

此阶段，社会政策对前十年严重缺失的社会保险的关注，在效率与公平的持续争议、权衡中日益凸显。由于城市居民的失业群体，在第二个十年已在自谋职业的社会阅历中体验到自主生存的可行性，并从中养成了人权、自信与独立的自救能力，所以在自力更生的同时，懂得了如何以社会主体的身份向政府申要公民应有的生存与发展资源，这时的所谓弱势、贫困阶层虽与强势、富裕阶层的财力相比差距更大，但在求生动力上已随改革的推进走向成熟，这也促进了政府在制定社会政策、实施社会保险的探索中增进了反思能力和再创投入。这阶段贫困阶层的社会成份因社会政策试行失准而有所变更，除了上个十年穷困、偏远地域的农民，城市失业、待业者，还有因病、因老、因学致贫以及因灾致贫的群体，这也反映出医疗、养老和教育、社会救助体制的改革成效甚微。而这些问题又恰恰落在了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改革要点上，这样的发展势态加剧了已降至和可能降至贫困阶层的社会成员的生存焦虑和归属缺失，而聚积下悲观、忧虑、恐惧和愤怒的社会情绪，成为各地不断“突发”的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动因之一。

1998年长江、松花江、嫩江、珠江的大洪水泱及了南方和东北数重要省市，在自然力量毁灭性的冲击下，技术水准、工程质量、管理理念、责任体制、公职腐败等各类人为的问题全都浮出水面成为天灾的同谋。中央调集沿江全部军队、武警、消防、财政、工矿、科技各相关人力、物力赶赴一线指挥，百万军民共同全力奋争，严防死守，险胜百年罕见的洪灾。如此再加上“农村保城市”的次生灾害，在人力、资金、财产和社会生产、生活方面都遭受了重大损失。为了生命生存的安全，人们常会超水平发挥自己的心身能力，这次抗洪救灾又一次彰显了久违的英雄主义的集体意识，成为当时促动改革的强大精神动力。但问题的提出指靠如此残酷的方式，本身已构成须集体反思的深刻问题，为什么社会公众只有在大灾中才能体认政府的诚信和效能？

这个十年，学者们的思路更专注于经济与社会的公平发展，尤其是对社会、民生问题的关注已进入实质性的研究阶段，但中国人口最多的社会阶层——农民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问题尚未进入政府的社会改革焦点，这种偏差导致医药资源分配结构的严重倾斜，“看病难”、“看病贵”衍变为“听天由命”的主要社会情结。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顶住了巨大的国际压力，成功救助了刚刚回归的香港几十年的发展成就，并援助了东南亚危机国。这一经历铸就了中国经济的自豪感。

文化的发展在此期间由歌曲、影视大制作的精神主张所引领，社会大众将忙生存、谋发展的剩余精力用于看大片、听歌会，沉浸于每晚连续播放的电视剧，并在听、阅之后，将自己的感受作为谈资，以宣讲歌曲和影视道出的与自己共鸣的社会思考和生涯体悟，舒解自我实现的压力和个人情感的体验……这样的文化生活方式应合着社会主体在多变、高压的社会实践中，平衡内外动势的需求而长盛不衰。但与此同时，青少年群体的价值取向，尤其纳受于此文化价值观的导控，他们视娱乐、影视明星为自己的人生偶像而过度追捧；中老年群体在此休闲方式中，也淡忘了既往阅读、静思的习惯，而任由媒体信息的牵引，消磨着可以自主的时光，这种行为方式在电脑普及的时代又衍生出一个迷恋网络的少年与成年群体，形成一种对外在信息依赖性的精神成隐现象，甚至发展到迷失自我的程度。

而此时个体发展形态随社会价值观的分化也走向多元化。民间除了通过创建家族经济直接致富家庭，又生发了从家庭文化水准找出路的新式生存理念：即只有接受了高等教育，才有更好的就业机会，才有优越的生活，如此社会价值诉求触动了以家庭为动力单位，从幼儿园直指大学的城市居民的教育投资，这种价值取向促使文化产业异军突起，各级教育实体（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各类培训机构，网络远程教育、成人、职业教育承担起此生存理念高压下的社会责任，教育领域内的应试竞争风起云涌，造成70、80、90年代的青少年惟学是问、人格失衡等人生发展的硬伤，而学习压力产生的错误认知、不良情绪和冲突行为在亲子关系、师生关系中恶性循环，直至此种教育体制造出的人力资源进入社会才更考量出此教育导向的后患，并渐至显示出社会将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事实是这个年轻社会群体的问题不断暴露，主体意识缺失，思维方式刻板，社会适应困难，责任能力不足，专业知识单薄，而家长们在孩子们学习的十几年以至二十几年里，不惜家庭脑力、体力、财力，人际资源全力以赴，并将由此而生的焦虑、担忧、愤怒，不但回击家庭，还指向职场和社会，成为消损家庭、职场和社会和谐的负性张力。但同时也因了教育的激烈竞争和问题多发，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及以家长、教者为载体，由学校、媒体、专业指导普及于社会，提升着社会主体对育人关注的品质，提升着相关的自我反思和社会批判的能力。

在中国改革的第二个十年里，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停滞，经济体制改革主宰着社会体制改革的兴衰，并以经济资源的占有为主脉，以生存阅历的职涯为标志，辅以社会、文化、政治要素的参照，重新界定了社会阶层；社会问题在此阶段的结构性凸显；社会改革的变量以重大问题的形态进入改革的关键维度，形成与经济改革的变量并驾齐驱的格局。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体体验了何为效益，何为创新，何为消费，何为知识经济，何为金融危机，何为产业结构，何为民生问题，何为信息爆炸，何为两极分化，何为公民权益，何为生存焦虑，何为子女教育。

从1999年至2009年的今天，中国走过了学习创业、学习发展两个十年，进入了学习和谐的第三个十年。中国改革真正以责任大国的经济实力和公共角色立足于国际社会，并在全球化与多元化并驱的世界发展大背景中“从我做起”，专心发展再以社会改革的实践验证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生存哲学。在改革开放第三个十年里，中国的社会主体从高层至基层都在创新、调整、挑战、共情、反思、抗压、坚持和整合中走向成熟。

社会心理动力成为社会变革的灵魂，而社会变革沿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共享的高远路线前行，闯过了天灾、人祸的风险跌荡，创出举世震惊的本土化成就，更重要的是将改革进行到底的社会意向已不可动摇。

三十年经济年均增长9.88%，是世界同期水平3%的三倍多，到2007年，实际利用外资居世界第二，对外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三，外资落户中国发展的企业40万户，投资总额超出2万亿美元。这种对国际经济资源借势而为的智慧和能力源于全民，而绝非仅靠高层。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人而言是祖先的遗传，轻车熟路。而与此同时，精英企业登陆欧美建厂，投资上市，跨国并购，海尔2000年初落户美国坎姆顿市，用张瑞敏的话说：从制造商转向品牌商，凭差异优势创世界名牌。2004年12月，联想冒死并购IBM个人电脑事业部（PCD），今天已安然渡过当时被媒体戏称为“蛇吞象”的高风险期。这样的决定只会产生于那些习惯搏击风险的头脑，习惯将目标置于大背景的行者。一代创业精英成为引领中国改革精神的旗帜，不断给中国社会带来惊喜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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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断强化着惊喜和感动深处的社会理想和意志。

2001年11月10日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以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大国的资质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这让所有的市场人喜忧交集，知识界的想法是，从此中国市场在国际贸易体制中将更规范、更健康地发展；企业界的想法是机遇与法则的搏弈难度更大了，但发展空间的高品质和新格局更具吸引力；老百姓的想法是中国更牛了，但不知入世将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在后来的反倾销战和国际金融危机中都已有了陆续的解答。这也教中国深入改革中的社会主体有了更冷静的判断力和对国际利益群体更透彻的洞察力，同时也让我们回想起亚洲金融危机，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舆论高压中国人民币贬值的初衷并非完全出于市场规则的信仰，换个说法让中国人认识到国际社会也是一个利益纷争的现实社会。有了这样的认知调整和心理纳受将让中国进入世界的步代更沉着有力。

与此同时，国内的公共设施建设也印证了中国改革创下的资金实力，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都在社会主体的疑虑与期待中走过数年和数十年的工期，而陆续完工投入使用，这种结构性的基本资源调配，为宏观利益环境开创了和谐发展的建设氛围和长治久安的生存体验。而这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的巨额投资项目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大手笔。让社会公众感受到执政者的服务公心。

2005年12月28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这一“中国改革经济和社会发展最薄弱的环节”问题被提入中央工作的重点，此问题解决的思路是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此前景的描述看似已详实具化，其实因地域条件、发展水平的差异仍给农民的自主设计留出了很丰富的运作空间。农民在确认中央将为新农村建设投入更多资金，继续税费改革，全力保存耕地，鼓励科学转移劳力，增进公共服务重在教育、卫生的信息后，想法很快就活跃起来。村里的能人见多识广，被推举为全村作策划，其中的想象力会让人一时忘记他们是农民，河北赵县的一位村书记说，希望彻底打破村里的民宅格局，集资建高层住宅，将宅基地省出，扩建村里的公共设施，也就此结束宅基地给农村社区造成的土地资源分配困境及因此剑拔弩张的邻里关系。书记如此讲述，村民安静的沉思，这种互动里充溢着希望，而中央尤其强调新农村建设，要尊重农民的意愿，注重实效。

事隔两年，2008年1月1日，中央1号文件向10亿农民承诺，在中国农村全免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并推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法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由此，中国四分之三人口的福利与社会保障被忽略的怪现象一去不返了。虽然落实到每个人的医疗费不多，但对农民来说，重要的是“有没有”，而且“只要有了，就会涨上去”，这是农民对政府以信任为由的诉求。由此可得到一种启示，中国政府为中国农民作出的一项服务，都将关系到四分之三国人的生存与发展，这是一种一举一动都非常昂贵的改革，但此改革的每一步，对中国的发展都是如此的根本，如此的凝重，因为三农的发展是生命的基础，是国家的归属，是全民的意愿。

在这个十年，城里人对农民工从以前的嫌弃渐至转为心存感激。农民工风雨无阻地为城市建设担负着艰苦卓越的重任，为城里人的生活创造着日新月异的体验，已成为城市高速建设的主体劳动力，而农民工的工资、在城市的基本生活和子女教育却问题重重，这样越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城里人对农民工会更多一份真诚的关注和尊重，在公共汽车上，在傍晚的街道上，城里人习惯地将三五成群的农民工视为城里人，而农民工也在下班后，衣着整洁，也时尚地享受着城市的生活气息。而且只要媒体报导，批评对农民工的不公待遇，市民们也会同样愤怒地为此打抱不平，形成一种自觉维护农民工的积极社会舆论。

与农村同样被忽略的还有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些区域与东南沿海受益改革的发展差距日增。如何协调区域发展在2005年成为改革战略转移的主要议题之一。这让有着东北情结和西部阅历的人们都为之一振，似乎此议题来的正是时机。东北是国有重型企业聚集要地，国企改革，因负债率过高、管理混乱，企业社会化，政企一体、产权不明、非企业化经营等问题的缠绕，长期亏损，而进入2000年后，国有企业的改革通过资源重组，产权、责权明晰，政企分离，科学管理、企业经营改为股份制，开创了国企法人治理结构，使国企改革从步履艰难跨入崛起飞跃的发展势态，在2008年，中国26个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在这个过程中，国企的高管从改革初期自主权缺失而长期压抑，同时出路不明而困惑不安，转到后期因企业合并、资源重组，优胜劣态、竞争激烈而生出的权、责焦虑、身份焦虑，紧接着又遭遇了2008年下半年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强冲击，企业利润急转直下，再次陷入亏损状态，尤其是钢铁业几乎未得宁神定气的时刻，所以这个管理群体基本在改革中经常处于透支心身能量的脆弱生态，却又肩负国家经济命脉的重任，是一个尤须自我保健和调整的企业领导集体。

这次席卷而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同其他灾难一样，再次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风险管理推至中国改革的命运焦点，这一年，中国经历了太多的内、外创伤：2008年初，南方大面积的雨雪冰冻灾害，5月12日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8月奥运刚过，金融危机便以“海啸”之势压向中国经济，仅在数月之内，就把近三十年中国改革中最强盛的对外经济砸向谷底。当灾难降临时，受伤最重的总是体系里最优越、最敏感的子系统。东南沿海的外向企业如“出头的椽子”连锁性的破产、倒闭，同时股市、基金、大宗商品的市场价格急剧下跌。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对几经沙场的中国高层再度严酷考量，中央政府速决4万亿重金救市，5万亿注资银行贷款。这时的中国社会主体对重大社会事件的高层决策已习惯严密关注，因为改革走到今天，已将民生与国策紧密捆绑，已无任何可以旁观的政府行为，其间对中小企业因门坎过高，无资格启用政府注入银行的救市贷款成为社会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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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学界激烈的议题。这时多被批判或淡忘的政体特质再次强劲凸显，高度集权的决策与执行力将中央政府的意图与动力畅快分解到市场、银行、企业、重灾区的财政，到200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较其他危机国已率先回暖，政府的公信力在2008年、2009年的灾难期不断攀升，在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民间口碑里，已更多公众对高层共情共理之真切体认。

但灾难不仅可以凝聚人心，也可以分离人心。在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雨雪冰冻、汶川地震、金融危机中，中国改革高速发展的利弊都经历了历史的公正审核。利是中国领导层逢遇风险、危机就能立即启动，集全力高度、亢奋地爆发出领导效力，表达出雷霆万钧的气势和超常能力。非典时期，医药抢救的高效控防，问责制的严厉，日报信息的快捷；雨雪冰冻的交通输导、乘客安置

社会心理学的认知

、电信修复；汶川地震的调集全国资源的地毯式救助和灾后快速高效、科学的重建；金融危机对外与俄、印、巴共同贡献金砖四国的惊世救市实力，对内以最快的速度不惜财力地扩大内需，修正产业结构，稳定物价的有效对策，都让世人印象深刻。弊是中国发展中的非科学、非公正的要疾也总是在危机时定时爆炸，造成灾难中雪上加霜的次生创伤。这时社会公众的心理总是冲突的，一方面尽己所能与执政者同心同力抗击灾难，不惜人力物力以至生命救助灾民，一方面冷眼怒斥领导层的腐败、渎职与愚昧。在人们的内心，坚强与悲伤、信任与怀疑、积极与消沉、豁达与苛求、冷静与焦虑、热忱与忧郁，互撞共生。而每一次灾难都强烈刺激着中国执政者的心身感受、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行事风格，教这个重权阶层学习着从人格素质和执政能力诸方面开始新一轮的严肃自省。国家的命运、改革的前途，在这样郑重的反思中走过磨难，通向新生。

而社会主体通过灾难，不但提升了公民意识和公民行为能力，更经历了自成系统的生命体验、求生欲望、死亡恐惧、自我崩溃、博爱爆发、悲伤集结。这种种震憾全民的心身共同体验是对社会主体珍稀的人性教育，其功效深刻而持久，尤对正处关键成长期的独生子女一代是一程一式的真实生命训练。这次汶川地震的抗灾救助行动中，军队、武警、消防的年轻官兵，各地各行的年轻志愿者（包括大学生）、医护工作者呈现出超强的社会责任感，自我牺牲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为年轻集体的生命意向和社会价值赢得了宝贵、不争的明证，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其中还有一种值得深思的心理动势，即富裕阶层在抗非典、抗冰雪、抗地震中表现出的回报社会的慷慨，并以平常心直接参与最艰辛、最危险的救助行动，给公众以重新审视，艰苦起家的富裕阶层的新视野，让社会感受到，重要社会资源的掌控者内心里其实深蕴着超越利益的真善良。这种种教人乐观的灾难体认都内化为社会主体的发展信念，为中国的改革储备了新的动力。

由此让我们懂得，文化、精神的文明教化，其实本来就在改革的社会实践历程中，以涓滴效应不断发生着，有效渗透着，即文化的发展并非只是漂浮于精神层面的畅想和设计，重要的是启用真实生存中的丰厚资源，提升出原本就与经济、社会互为整体生态动力的文化特质，这样的文化倡导才具有生命力，才可能化入人心，才成其为文化。而当下，人们对发自概念的文化信息已漠然、不屑，这与现行的文化教育偏差不无关系。

不过，在这个十年里，文化科技仍有许多卓越、重要的创新事件：2003年、2008年载人航天工程两次成功飞天；顺利实现首次月球探测；自主设计制造出高档数控机床；杂交水稻技术的发明推向世界；由学界倡议，媒体传播引发的社会规模的国学复兴热潮叠起，中国哲学的经典：孔孟老庄成为大众文化的兴奋焦点。而且在与西方经济学的交流学习中，中国企业家和公务管理者早已开始以阅读、宣讲和操作的方式将中国的古典智慧用于发展的规划、市场的商道、企业的管理、开放的交往、竞合的谈判、创新的研发等系列改革实践中。一直以来，学术界争论不休的国学价值与应用在改革向纵深发展的阶段水到渠成地化为现实，这里尤值提及的是，中央的集体学习制度，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和有着成熟实践经验的实业家聘为中国改革的智囊团，尊为师长，定期有计划有主题地集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不断探求真理，这也是中国执政者一个史无前例、深藏智慧的创举。正是在这样的探索和反思中，产生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共享的中国改革的核心价值理念，此价值观从产生之日起已深得民心，并为全社会所期待和共同监督，因为执政者和公众都清楚这才是改革可持续发展的命脉。

在这样尊重知识、尊重文化的大氛围下，全民的学习热情和文化志趣也得到了充分、多元的满足和发展，艺术、收藏、旅游……，并由此触发了文化产业的兴起，而文化产业市场的开发又刺激了社会的文化需求，滋养了社会的文化素质。

2008年中国开创了一个改革以来的开放奇迹，这就是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奥运打破了因飞速发展将“中国妖魔化”的恐惧心理，给世界展示了一个阳光、健康、和平、美丽、庄重的中国形象，其实在北京奥运筹办的几年历程中已铸就了一种奥运精神，即在世界倡导一种和谐国际社会的发展理念，同时又让全国和世界再次见证了中国青年一代的集体信念和力量，这个代表着中国持续发展的生力军在奥运成功的每一程都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希望，呈现了年轻生命的魅力。

第三个十年，教中国人记住了何为国际社会、何为上市公司、何为高新科技、何为三农问题、何为汽车住房、何为自主创新、何为和谐共享、何为以人为本、何为科学发展、何为灾难风险、何为绿色经济、何为国际形象、何为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改革三十年来的社会心理的发展脉络和特质，可简括为下述八点：

1．生存焦虑将贯穿于改革全程，尤其集中生发于社会保障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维度。但生存焦虑具有促退和促进双重动力功效，重要的是如何化解和输导。

2．发展欲望被强烈、普遍激活，但发展的指向要不断调整到有序及有益的结构平衡态，才可能整合为持续的动力。

3．创新思维尤其在经济和高科技领域得到有史以来最广泛、最优质的实践训练，这是一种可以不断衍生的既丰富又独特的价值取向，是一种在发展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健康拓展时空的智力。

4．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在改革中是变动的，要在阶层划分与阶层互动中慎作调整，这关系到社会主体的安全感、归属感和发展观的满足与走势。

5．经济发展中高层的社会心理动态直接关系到资源与利益的分配，也是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所以高层的社会心理意向动态和社会心理整合水平将决定现政体下中国改革的命运。

6．经济体制改革长期超前并受制于政治体制改革，将酿成经济与政治分离的巨大潜在心理能量，如不能清醒地认识并调控此能量的力量和出路，将会给社会造成深刻的危机。

7．社会体制改革中的民生问题蕴含着无法估量的生命动力，对此动力的驾驭艺术是一个价值千金的研究方向，其动力趋势属耗散结构，极易熵化，所以执政者首先要与民生问题的主体建立有体制保障的诚信认同，而且必须将对公有资源的非法侵占动机与行为控制到位，否则两种动力一旦直接相撞，必然失控。

8．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共享是赢得人心、服务人性、激发人力的核心价值观，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社会主体行为动力之源，要精心维护此价值观的初衷与品质，优质的理念一旦被异化，将对社会精神产生毁灭性的创伤，而精神重建是要以代际生命完成的。

作者简介：朱菁菁，社会心理学副研究员，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已退休。

原文出处：http://www.sociology2010.cass.cn/xscg/ztyj/shxlx/201002/t20100201_198098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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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社会改革- 社会变革与社会心态的动力关系分析；本文链接：http://www.znjk666.com/sheh/94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