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极化- 失地农民的社会心理状况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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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19 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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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失地农民的社会心理状况及对策研究

近20年来,中国内地的城市化过程发展迅速,失地农民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据国土资源部统计,从1987年到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了3300多万亩耕地,近七成是政府用行政方式征用土地[1]。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估计在4000-5000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2]。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了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3]。

本文拟根据我们对失地农民的实际调查为客观依据,从他们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认知和行为倾向来研究分析这个特殊社会群体心理方面的问题,从社会心理层面深入剖析其深层原因,在实证研究及深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以作为相关决策部门、行政管理部门的决策参考依据,同时对失地农民的认知与行为偏差的矫正也有有效的正面引导意义。

一、失地农民态度与行为倾向的实际状况调查

本次调查问卷主题为“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态度与相关行为调查”,调查方式为问卷与面谈,对象为湖南省的长沙市、岳阳市、衡阳市所属郊区9个村的747人,有效样本为717。

本次调查选取了9个与失地农民心理方面密切相关的内容,以便做因素分析;在因素分析过程中,再根据面谈内容进行补充完善以进行深度分析。调查的主要问题有: ①对土地被征用的态度, ②对土地被征用后的主要想法, ③对所在村、乡镇组织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的评价、解释和选择, ④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当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是如何做的,⑤对相关法律的了解情况, ⑥觉得当地村领导在土地征收过程中贯彻政策法规方面做得如何, ⑦希望政府采取哪些措施帮助失地农民尽快转变身份等。

调查情况综合如下:

(一)对被征用土地的态度与想法

从失地农民对土地被征用的态度来看,表示“不愿意”的占53.2%,认为“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要征地不可抗拒”的占34.8%,表示“欢迎并支持”仅占12.0%。而“您及家人对土地被征用后的主要想法”有:认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的占41.1% ,认为“可以享受社会保障”的占39.7%。认为城市各方面比农村好的占8.6%,认为可以跳出“农门”成为“城里人”的占3.2%。

从上述调查情况可以看出,失地农民虽然不愿意自己土地被征用的占到了多数,尽管对土地被征用从主观上来说不愿意,但客观上只能无可奈何。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认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的占到41.1%,这个数据比例说明相当多的失地农民对被征用土地还是有大局观念的。如何使失地农民对征地由“不可抗拒”转变为“欢迎并支持”,这是一个问题。

(二)对土地征收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的评价

在对土地征收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的评价上,失地农民认为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偏向了政府、开发商的利益”的占46.1%，“偏向了村级管理者的利益”的占15.8%，“偏向了乡镇管理者的利益”的占9.1,认为“偏向了民间开发商的利益”的占11.9%,“兼顾了各方的利益”的占10.7% ,而认为“偏向了普通农户的利益”的仅占6.4%。认为“你们村在土地征收过程中贯彻政策法规”方面做得“很不公正”的占15.0%,“不太公正”的占36.5%,“一般”的占34.1% ,“比较公正”的占11.7% ,而认为“公正”的仅占2.6%。

上述数据表明,认为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偏向对失地农民利益不利的总共占到了82.9%以上,认为本村管理者在土地征收过程中贯彻政策法规做得不公正的占到一半;而认为做得公正的仅占14.3%。可见失地农民认为在在土地征收过程中主观认识是“吃了亏”的,是受到了不公正对待的。同时调查显示对相关法律的了解情况是:失地农民对《土地法》“很了解”的只占2.6%,“有所了解”的占25.1%,“不太清楚”的达72.3%;对《土地承包法》“很了解”的只占2.6%,“有所了解”的占27.4% ,而“不太清楚”达70.0%。对当地政府的土地征用规约“很了解”的占3.7%,“有所了解”的占25.7% ,而“不太清楚”的达71.6%。

对相关法律的了解情况表明,失地农民对相关法律法规不太了解的达到了70%以上。那么说明他们对土地征收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的评价是一种主观价值评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识,这是值得高度注意的,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值得进一步分析。

(三)对被认为权益受到侵害时的行为和情绪反应

在调查问卷中,对“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当您的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您一般是如何做的”这个问题,调查对象选择“保持沉默,自认倒霉”的占46.2% ,“发牢骚”的占15.7%,“据理力争”的占8.4%，“找上级部门协调”的占22.5%，“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的占3.2%，“集体抗议”的占2. 8 % ,而选择“报复侵犯自己权益的领导”的则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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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极少数人认为,被征地对象总是想要从拆迁中“捞上一把”,其中不乏有无理取闹的“刁民”。从面谈中也了解到,失地农民认为只要能保住“不亏得太多”,“过得去就行”;而想要通过“闹事”来获得更多利益的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通过上述数据说明,老百姓绝大多数是老实本份的,是善良的,他们应该受到善待。

(四)对征地拆迁的担忧与希望

失地农民不愿意土地被征用的主要原因:认为“补偿标准过低”的占38.0%,“担心今后的生活没有保障”的占62.5%(其中担心“失去土地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的占40.7%)。对拆迁后希望政府采取哪些措施帮助其失地后尽快转变身份:希望“提供就业岗位”的占33.3%,希望“进行就业培训”的占18.5%,希望“提高就业素质”的占15.7%。

由上可见,失地农民最担忧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真实的问题——担忧今后的生活保障,希望提供就业岗位与进行就业培训;而另一个则是“非真实”的问题——有可能“补偿过低”,而这个问题的存在原因却很复杂,值得深入剖析。

二、失地农民的社会心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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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及对策

从上述的调查统计和因素分析,我们可以客观地了解失地农民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态度和行为方面的一些主要问题,而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还需要通过对这个群体社会心理的分析才能把握其本质,并可以由此归纳出科学而有效的对策。失地农民的社会心理成因及其对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群体极化现象形成对征地的认识偏差

所谓群体极化或团体极化现象是指在群体决策过程中由于受到别人信息、观点及社会文化的影响从而偏离自己本来的看法或观点的现象,即对问题的认识或决策的极端化现象[4]。如个体认为“有些商人是不道德的”,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中性的认识。但几个人在一起议论这个问题时,由于相互提供和补充信息(往往只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加上情绪感染,逐渐达成“共识”——“无商不奸”,这实际上明显是一种极端化的认识,但他们仍然深信不疑;对社会文化的认识也是一个典型例证——“凡是城里的东西都比乡下的好”,这也明显是一种极端化的认识。可见在我国群体极化现象还是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的。

在与自我利益相联系时,由于“自我价值保护”机制的潜在影响，“自我价值保护”机制是指人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往往对自己的地位、行为和观点不自觉地加以自我肯定,即使是错误的也不愿自我否定的现象,这种机制往往是潜在地不自觉地发生作用的[5],在这种机制的潜在影响下则群体极化现象更容易产生。

在失地农民对土地征收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的评价过程中,通过相互议论,不断提供各种信息,同时还要盘算自己的得失,加上自我价值保护的影响,总怕吃了亏,大多都会产生思维的群体极化现象——“反正不管怎样都是拆迁户吃亏”。我们在个体访谈得到的情况与上述“对土地征收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的评价”的结果进行对比,就可发现这种极化现象的明显存在。

对待群体极化的主要对策是要过细地个别地做工作,不能只满足于普遍性地宣传。调查中了解到,很多地方在征地过程中,不能说宣传工作的力度不大,做的工作不多。但大多都停留在普遍性和集中性的工作这个层面,如集体宣传、发动,集中讨论(这些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是远远不够的) ,对失地农民的情况根本没有过细地了解。结果是工作做了不少,效果却不甚理想,甚至事与愿违。应该在进行这个层面工作的同时,到被征地农民的各家各户去,了解各个当事人的最初想法、后来的想法,有哪些要求,有那些担忧,最不放心的是什么等等。对于由于群体极化产生的思想变化,应该引导其进行实事求是的商谈,引导其回到客观的认识上来。这项工作要从头至尾地坚持做,在征地之前做,可以对群体极化现象起到预防的作用,在征地过程中做,可以对群体极化起到遏制或消除作用,在征地之后做,可以对群体极化起到愈后的作用。这样就会很有效地防范群体极化的不良后果,对做好征地工作极为有效。

(二)社会比较形成对征地的利益评价不当

在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还有一种很典型的心理现象就是“社会比较心理”。所谓社会比较就是指人在判断自己的生活状况或社会地位时,大多是与自己地位相当、情况相似的对象进行比较,从而来判断自己的社会地位或生活状况。“乞丐不会嫉妒百万富翁,只嫉妒比自己混得更好的乞丐”,就十分形象地说明了社会比较现象。社会比较有向上比较、平行比较和向下比较,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大多是平行比较,在遭受不测时为了得到心理安慰,大多进行向下比较,而在利益分配时人们更多地是进行向上的比较[6]。通过面谈我们发现,失地农民的社会比较在客观状况上,他们更多的是进行平行比较,而在利益补偿上,他们更多地是倾向与进行向上的比较。毫无疑问,这其中亦有“自我价值保护”的机制在起作用,即尽可能地甚至不切实际地企望获得更多的利益补偿。这种机制的影响在于,在征地过程中,随着向上的社会比较的对象越来越倾向脱离了实际,对利益补偿的期望越来越高,结果是如果达不到原有期望,就会认为“吃了亏”、“不公正”,这对于政府征地是很不利的,从调查可见,而这种状况也是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的。

对待不恰当的社会比较其主要对策是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引导恰当的比较层次,不要反感失地农民总是喜欢进行向上的比较,对于企望获得补偿利益最大化的失地农民而言,这是很自然的表现(虽然有不恰当的方面)。要引导他们多进行平行比较,客观地把状况相似的失地农民的情况介绍给他们,这样的实际例证不妨多列举一些,通过各种比较,他们才会感到自己并没有吃什么亏,而且补偿是基本公正的,才会口服心服。

二是对征地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及程序应实行“阳光操作”。“利益分配不公”是失地农民反映最集中,也是导致失地农民情绪反应最强烈的问题。大多数人的说法是这个问题“说不清”、“反正有问题”,少部分人甚至气愤填膺,但“保持沉默,自认倒霉”和仅只“发牢骚”却占到了60% ,这种情况说明了失地农民的大多数还是老实本分的,是考虑到了社会的和谐稳定的。而访谈中管理者们却也是满肚子苦水没处倒,自认为默默地做了大量的服务工作却没人领情。这中间说明有一些误解(极少数有“猫腻”的除外)。实际上,失地农民所反映的“不公正”,大多属于公开性不够或程序不够完善,如征地款中提留的管理费最后是如何分配的,理应全部公开;留存的共用款项(这个比例并不小) 如用于安置房的屋顶、外墙、房屋前后的地面等等,本应由安置者负担,但因为市容市貌的要求,需要统一规划与施工,他们也是理解的,但应该多吸纳农户代表参与,各项款项要明细公开,需要有专门的咨询组织或人员从事此项工作,绝不能搞“暗箱操作”。另外,对开发商应该采取公开招标,且让农户多发表意见并让他们选派代表参加,这个常识问题并不应该成为问题。

对利益补偿和分配进行“阳光操作”有利于失地农民进行各个层次的社会比较。这样,在大量的事实目前他们就会心安理得、心甘情愿地协助政府进行征地和拆迁。

(三)社会焦虑形成对征地的不良心理期待

焦虑是指对未来的不明确的一种不良心理期待,即总是认为未来会有对自己不利的情况出现,而这种情况的具体因素又是不明确的,是难以预先控制的。这是一种不良的心理状态,严重的会导致焦虑症。而社会焦虑则是一种群体性焦虑,在个体焦虑的基础上,通过相互交流不利于己的各种信息,相互进行情绪感染,形成一种集体性焦虑,它会使个体焦虑的状况更加严重甚至恶化[7]。根据调查分析,失地农民的社会焦虑主要有两种: 一是对“利益丧失”的社会焦虑,二是对未来生活的不良期待。这两种社会焦虑有可能严重地阻碍征地的顺利进行,对失地农民今后的正常发展也是不利的。

对待社会焦虑其主要对策是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事情。

一是对“利益丧失”的社会焦虑主要是要深入而耐心地宣传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广泛宣传贯彻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让绝大多数失地农民知法、懂法,能用法律来监控征地过程中当地政府执行法律法规的情况。从深入交谈了解到,基层组织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单只是停留在村部或场(农场) 部以布告形式张贴和开会宣讲,没有深入到农户家庭中去。失地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这次调查的总样本中小学及以下占34.6%,初中占45.5,二者占到了80%。据此情况,管理者及工作人员应把相关的法律法规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挨家挨户地讲解、解释,不能怕麻烦,不能仅有任务观念。此项工作最为关键,其做得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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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关系到失地农民的心理状态。政策了解了,心理安定了,那么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也就稳定了,对政府征地也就支持和协助了。

二是对未来生活的不良期待主要应做好咨询工作和培训的准备工作。调查表明失地农民“不愿意”征地主要因素之一是担心今后的生活保障和职业发展问题。鉴于此,应组织相关人员(或聘请) 根据社会及经济市场的现状和趋势,尽早开展职业咨询,让失地农民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有较广泛的选择;再根据其选择开展相应的职业培训工作,可适当收取成本费。调查中,农民对此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态度并急切盼望尽早实施。这项工作做得好,可尽早消除他们的疑虑,对他们的安居乐业是极为有利的,对社会的长治久安也是极为有利的。

参考文献:

[1]李平,徐孝白.征地制度改革:实地调查与改革建议[J].中国农村观察,2004(6).

[2]林丹华,方晓义,李晓铭等.年轻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与其社会适应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4(4).

[3]风笑天.“落地生根”——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J].社会学研究,2004(5).

[4]David G.Myers.社会心理学(第八版)[M].